赣商故事——江右商帮称雄中国并非一夜“暴发”
文/古林
江西，作为长江文明的重要区域，有着悠久的商业科技文明史。
年前的九江荞麦岭青铜冶炼，将中国青铜史前推至夏代；虎方国青铜文明、新干大洋洲青铜文明，铸就了商代南方青铜文明的辉煌。
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文物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位于樟树市山前乡吴城村的吴城遗址，否定了“商文化不过长江”的论断，是江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人类居住的商代遗址。
遗址出土余件石器、陶器、原始瓷器、青铜器、玉器、牙雕等，陶文、原始瓷、铸铜遗迹、龙窑，标志着吴城地区早在多年前已进入人类的文明时代。大量的陶文和符号等实物资料，论证了殷商时期赣鄱地区并非“荒服之地”，而是高度的文明区域；铸铜遗迹、工具和青铜器，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赣鄱大地和中原一样，能熟练地掌握铸造技术，生产高质量的青铜器。
年，江西南昌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的一个盗洞被发现，引出了史上保存最完整的西汉列侯墓园。海昏侯墓，出土10余吨近20万枚马蹄钱、五铢钱，说明汉代江西冶炼之发达，商业之繁荣。
海昏侯墓出土文物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南朝雷次宗《豫章记》说：“沃野垦辟，家给人足，蓄藏无阙。故穰岁则供商旅之求，饥年不告臧孙之籴。”可见，南北朝的豫章郡物资富裕，吸引各方商贾前来。
隋唐，赣鄱区域社会经济迅速崛起。隋炀帝杨广将京杭大运河的打通，江西“舟车孔道，四达之地”的优势得以发挥；宰相张九龄，将梅关古道打通，贯通了南北交通的商道，曾出现“长亭短亭任驻足，十里五里供停骖，蚁施鱼贯百货集，肩摩踵接行人担”的繁荣景象。洪州城是赣鄱区域乃至长江中游地区的商业中心，号称“江淮之间一都会”。
唐宋时期，江西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，中原大地各路人马纷纷涌入，将江西商业文明推进新阶段。“舸舰迷津，青雀黄龙之舳。”唐初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，记录了赣江遍布船只、塞满渡口的繁荣景象。唐朝武德时期，昌南镇商人陶玉将自己所烧的陶瓷，运入关中，前往京城长安销售，深受人民喜爱，从而惊动了皇宫。朝廷便命令陶玉专门烧制陶瓷，景德镇陶瓷成为皇家御用之物，有“假玉器”之美誉。从此，昌南镇陶瓷名扬天下。
景德镇陶瓷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“商人重利轻别离，前月浮梁买茶去。”南宋汪肩吾《昌江风土记》称，浮梁之民“货之大者，摘叶为茗，伐楮为纸，坯土为器。自行就荆、楚、吴、越间，为国家利。其余纺织布帛，负贩往来，盖其小者尔。”据《元和郡县志》记载，浮梁县每年可产茶“七百万驮”，约占全国茶叶总量的三分之一；税收“十五万贯”，占全国税收的八分之三。正是因为茶叶税收的贡献，浮梁县衙比一般县衙高两品，不再是“七品芝麻官”，而是“五品”官员。
临川是唐宋纺织业中心，晚唐创造出著名的醒骨纱。南宋临川著名布商陈泰，春天，他给农户预付钱币；夏秋，他回收农民织的麻布。这种史无先例的包买商经营方式，既保证自己的货源，又让农户不愁生产资金和产品销路，更让陈泰成为中国近代商业模式的先行者。
元代，江西商人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、幽燕关陕、八闽两广、荆楚川蜀。江浙诸暨人王冕《船上歌》：“君不见江西年少习商贾，能道国朝蒙古语”，表明江西经商者不仅多而且是以经商为业。江右商人借“海上丝绸之路”鼎盛的东风，扬帆远航，将生意做到海外。民间航海家南昌人汪大渊两次随商船下西洋，游历多个国家，这比明初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要早75年，写下了著名的《岛夷志略》，印证了江右商人活动区域之广泛。
厚积带来薄发，进入明清，江右商人更加迅跑，称雄中国商界数百年。
（编辑/一凡）